伊莎白·柯鲁克年轻时的照片（资料图片）

伊莎白关于兴隆场的专著

伊莎白和家人在授予仪式上的合影

伊莎白回顾在兴隆场的点点滴滴

1983年第二次重返大兴时，伊莎白、俞锡玑（右一）和曹红英（右二）的合影（资料图片）

一位是年过百岁的加拿大老太太，一个是中国西南小城璧山的小乡镇，是一份浓浓的中国情结在长达79年跨越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将两者紧紧联在了一起……

“知道伊莎白吗？”在璧山大兴场镇，伊莎白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年长的老人们会说：“就是那个漂亮的外国姑娘，抗战时期在我们这里教认字，开诊所，是个好人啊！”年轻点的则会说：“那个外国老婆婆资助了不少穷孩子读书，还来过我们这里很多次。”

“您还记得璧山的什么事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家属院里，著名国际友人、人类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103岁的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回答说：“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我认为相当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非常值得向更多新生代们开放。”

踌躇满志初到兴隆场

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籍传教士家庭。父亲饶和美（Homer G. 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 Hockey）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

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小时候，父母常带着伊莎白在四川山里游玩，接触到很多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人群，也让伊莎白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

1938年，伊莎白23岁。从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后，她回到了中国。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年，日军截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内陆盐价暴涨。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人发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计划在兴隆场（今璧山大兴镇）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专门向穷人提供买得起的食盐。

1940年10月，伊莎白受孙恩三（著名《田家》月刊创办人之一,社会学家）邀请，受雇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兴隆场。伊莎白的任务是协助调查全乡1500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

来到这里没多久，伊莎白便和工作组的另一位成员俞锡玑（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俞同奎的女儿，后为西南师范大学教授）结为朋友，一起开始了在兴隆场的逐户调查，也开启了与璧山长达79年的世纪情缘。

开展调查手握打狗棍

当时兴隆场的社会环境，其实对调查工作非常不利。乡政府与本地势力袍哥等交锋不断，政府强行征粮、征兵，四处匪患猖獗，搞得农村地区人心惶惶。

这并没有把伊莎白吓倒：“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

由于村民们住得分散，一般都养狗护院，以防盗贼、土匪。因此伊莎白和俞锡玑出门上山必得带一根打狗棍防身。就这样，一中一外两位美女，身着蓝色长衫，脚穿草鞋，手持又粗又长的打狗棍挨家挨户开展田野调查的身影，成为了这个离县城20多里的偏僻山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采访主要是俞锡玑主导，而伊莎白则是负责把当天的调查材料用打字机记录下来。在那个只有英文打字机的年代，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伊莎白和俞锡玑的女性身份也为调查带来了便利。“没人会把我们当成威胁，妇女们都很爱和我们聊天，男人们也不在意我们。”几个月后，当地百姓已将她们视为既无恶意也跟政府毫无瓜葛的老熟人了。

兴隆场的妇女当时尽管受到性别上的歧视，但已婚女人还是可以像男人一样出门赶场，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场所逗留。这些女人巴不得有个地方歇歇脚，再聊会儿天。不经意间，伊莎白的住所和办公地就成了她们理想去处。久而久之，这里在当地妇女眼中成了一个类似茶馆的去处，客人越来越多，也极大地方便了她们开展逐户调查。

造福百姓教书办诊所

伊莎白和俞锡玑在四处走访的同时，还肩负着帮助乡民改善生活的使命：“从到来那天起，我们工作组的所有人都没有把自己当成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积极投入到当时席卷兴隆场的乡建洪流中去。”

她们开办了个小诊所，在为当地几个难产的孕妇接生之后，名声大噪。她们开办育婴小学，开设贫民识字千字班,免费招收当地贫困孩子,教授其识字和卫生知识，更是改变了不少孩子的命运。

据当地老人回忆,育婴小学识字班学生不用交学费，但要交1元遵守纪律押金。只要学生在期末未犯纪律，这一元押金就能退还。

大兴镇长隆村的曹红英老人就曾在育婴小学识字班学习。回想起当年，曹红英禁不住老泪纵横：“伊莎白老师，我都95岁了，我经常想念她。我得到她很多恩典，很多好处，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老人家。”

曹红英说，自己现在所认得的字都是在贫民千字课上学的，自己和丈夫也是伊莎白介绍撮合的。曹洪英家中一直珍藏着伊莎白赠送的中国结：“这是伊莎白老师2004年回来送给我的，说这代表她有颗中国心，当时她还叫我好学生。”

在昔日学生印象中，伊莎白“永远那么温柔，鼓励着我们每个人。”

六度重访完成《兴隆场》

1942年初，随着太平洋战场上风云突变，乡建项目被迫中止。伊莎白去了英国，并与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在那里结为夫妻。在丈夫的影响下，伊莎白成为了一名英国共产党员。

1947年，伊莎白和大卫回到了中国后，应邀在一所刚刚成立、只有数十名学生的外事学校教英语，帮助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该校从河北迁往北京，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伊莎白成为学院英语系的一名教员，全身心投入教学当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伊莎白离开教学一线后，再次打开了那个盛放着兴隆场调查资料的抽屉，决定编撰成书，以便让青年学生们对旧中国乡村社会有更多了解。

1981年8月，伊莎白带着儿子柯鲁及儿媳妇玛莉，和已退休的俞锡玑一起，重返大兴镇调查访问。当时，璧山县志编修工作刚开始，柯鲁记起在美国哈佛大学见过清同治四年的《璧山县志》。年底，柯鲁从哈佛大学图书馆复印此书全卷寄赠璧山，共10卷百万字，在新编《璧山县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后，伊莎白又分别于1983年、1997年、1999年、2001年、2004年五度重访大兴镇，为写书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她每天都早出晚归，中午也顾不上休息，穿巡于农村、企业、学校、农家之间。同行的年轻人都感到吃不消了，可80多岁的伊莎白却精神矍铄，白天调查，晚上还要整理资料。”这五次来访均全程陪同的原大兴小学校长巫智敏这样回忆道。

巫智敏长期与伊莎白保持书信往来。伊莎白曾多次在信中拜托巫智敏帮她询问在调查中的遗漏之处，“她在信中的问题甚至细致到哪家人的祖坟是在哪个方位。”

正是凭着这股较真的劲头，2013年1月，《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对于研究中国抗战时期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实验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这本尚未出版的书就与费孝通《江村经济》等中国人类学先驱之作，并列社会学大师卡尔·曼海姆于二战后期策划出版的“社会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

设立基金资助贫困生

“伊莎白的六次来访，并不仅仅是为了写书，其实也是因为她始终牵挂着这里。”巫志敏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1997年伊莎白来访时，曾在农贸市场遇到两位前来赶场的农民正在相互拉扯。

问清缘由才知道是由于农贸市场太挤，为抢摊位而发生争执。“当时我们告诉她马上会建新的农贸市场，真没想到两年后她再次来访时还记得这事情，还很高兴地去新市场逛了逛。”巫智敏说。

也正是因为如此，伊莎白对当时这里贫困家庭孩子的失学状况深感揪心。1999年6月，她与好友——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一同来访，设立“伊莎白· 柯临清助学基金”，用于资助大兴镇的贫困学生。她将每月的离休金一分为二，少部分作自己的生活费，大部分存入基金账户。

经常保持通信，是伊莎白对受资助学生的唯一要求。其目的主要是鼓励他们，帮他们减压。每个月伊莎白都会收到学生们寄去的信，她则有信必复，而且亲自提笔。

对每个受资助学生进行家访，是伊莎白每次回大兴的必修课。2004年4月4日下午，伊莎白刚回到大兴，听说受资助学生罗梅生病了，她非常着急，第二天一早就要到罗梅家探望，送医药费。

那天正是清明，下着小雨，罗梅家远得很，还要走近一小时山路。考虑到伊莎白已89岁高龄，大家都劝她别去，可她不听，找附近农民借了双雨靴就深一脚浅一脚出发了……

年逾百岁初心未曾改

北京外国语大学内，一幢仅有四层的家属楼，在新楼林立的家属院里显得有些老旧，但在周边槐树的簇拥下却又颇显气质，伊莎白就住在这幢建于1955年的家属楼的三楼。据说学校曾给补贴，让伊莎白入住现代商品房，但她就是舍不得离开，一直留在老屋。

7 月30日，记者随采访组前去拜访时，就是在这里见到了伊莎白，以及她的次子柯马凯（Michael Crook）、三子柯鸿冈（Paul Crook）。

因为年事已高，伊莎白现在已经很少说中文，全程说的都是英文，由柯马凯和柯鸿冈充当翻译。身着蓝色衬衣的伊莎白，虽已年逾百岁，但丝毫不显得疲惫，举手投足仍有学者风范。当回忆起当年在兴隆场的一些人和事时，她眼神会亮起来：“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我感到自豪，因为要是不去做，很可能这一切都会散失，一定要记录。”

当我们把璧山城区和大兴场镇现在的照片和视频给她看时，她非常高兴，一直说太好了。柯马凯告诉我们，母亲时常谈及‘水口庙、茅莱山’等大兴当地的地名，对璧山和大兴一直非常挂念。

伊莎白说：“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我认为相当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非常值得向更多新生代们开放。”

记者　刘畅　文/图